禁书解读 | 余杰:为什么今生不做中国人? ---《今生不做中国人》自序 (四)

2019-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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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2006年5月余杰在劳改基金会举办的研讨会上(RFA)
图片:2006年5月余杰在劳改基金会举办的研讨会上(RFA)
Photo: RFA

我的祖宗不是你的祖宗,我的认同不是你的认同

 

我对中国绝望,决心「脱中入美」,经历了三次转折性的时刻。第一次是十六岁时经受六四屠杀的震撼。我在收音机的电波中听到凌厉的枪声,正如天安门母亲群体在一篇声明中所说:「全副武装的戒严部队动用机枪、坦克、甚至国际上已禁用的达姆弹,屠杀毫无戒备、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的青年学生和市民。这场腥风血雨的大屠杀夺去了成千上万鲜活的生命,让成千上万个家庭坠入无底的深渊。」这个流人血的国家,我不愿效忠。

第二次是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九日,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的那天晚上,我被中共秘密警察绑架到北京郊外一处秘密地点,遭受长达数小时的酷刑折磨,并昏死过去。如果延误半小时就医,我就成了「中国版的陈文成」——甚至比当年被国民党警总殴打致死的陈文成还要悲惨,陈文成的尸体毕竟在台大图书馆门前被发现;而按照中共秘密警察的说法,若我死了,我的尸体会被他们就地掩埋,无人知晓。

第三次是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三日晚上,我刚刚在台北唐山书店举办完新书《拆下肋骨当火炬》的发布会,从狭窄的楼梯走上来,就接到一位西方媒体记者打来的电话:刘晓波在沈阳市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逝。我如被重拳所击中——刘晓波真的如我新书的书名形容的那样「拆下肋骨当火炬」,以此照亮我们前行的路。中共在全世界面前导演并直播刘晓波「被癌症死」的整个过程,国际社会无所作为。几位「海祭」刘晓波的中国知识人被捕,而整个中国处于「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沉默与冷漠之中。「刘晓波是谁」是一个中国式的天问。

从谭嗣同之死到刘晓波之死,一百多年中国在精神上毫无进步,全然证明了中国是一个不配拥有英雄的国家。我终于顿悟了:中国是丑陋、卑贱、残酷、邪恶、野蛮的代名词;它不是我的祖国,也不是我的母国;它不值得尊重,更不值得爱。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声称爱中国的人,往往都居住在安全的远方。比如,居住在台湾的新党党主席郁慕明,一边享受台湾的民主自由和健康保险,一边称颂中国的大国崛起。新党的春酒大会请到一批认同中国的政客:中国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中国统一联盟主席戚嘉林、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国民党立委费鸿泰……这些名字散发着阴沟般的臭味。郁慕明在致辞中说,不能背祖忘宗,否认自己的文化血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那就是异类,我们绝对不能接受!」他的认同方式是祖宗认同、血缘认同,种族认同,即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认同方式。他的言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后,网友嘘爆,纷纷留言:「那你们怎么还不滚回中国?」、「我不是中国人,我不想当垃圾」。

我不想当垃圾,更不想当丧尸。我必须指出垃圾的危害,更要研制避免成为丧尸的疫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写作是一场自我排毒、自我痊愈之旅,也期盼能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因真相,得安全」、「因真理,得自由」。我点出一连串暴君、贪官、奸商、文痞和愚民的名字,带着深深的悲悯之心,向他们发出即将灭亡的警告;我也点出遍及中国东南西北的谎言、暴行和怪现状,以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说出「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孩子的口吻,单纯而真诚地告诉读者,哪边是地狱,哪边是天堂。

我更期待,通过长久思想、阅读和对话,我与读者建立共同的愿景,彼此扶持、彼此鼓励,携手对抗中国这头「房间里的大象」。中国确实很大,丧尸确实凶狠,但我们不必害怕,也不会丧胆,我们有信心打胜这场美好的仗。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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