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记》收笔: “她承担了所有人的责任”

2020-03-25
电邮
评论
Share
打印
中国武汉作家方方(微博图片)
中国武汉作家方方(微博图片)

随着武汉封城走向尾声,引发诸多争议的方方日记也迎来了最后一篇。有武汉居民告诉本台,方方替武汉人担起了记录历史的重担,减轻了他们对自我的拷问和折磨。

3月24日,武汉作家方方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为题,写下武汉封城62天之后的第60篇日记。

3月25日起,湖北省除武汉市外解除封城。4月8日起,武汉将正式解除封城。自1月23日以来,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武汉封城将走过76个日夜,划上句点。

截至24日,武汉累计死亡2526例,确诊50006例。

这场仗打得并不轻松。自大年初一写下第一篇日记以来,方方记下了她在隔离期间所见所闻的人间百态,包括常凯导演一家四口的逝去,李文亮死后武汉人以电筒照亮黑夜并吹响口哨的祭奠,包括火葬场的运尸车日夜不休,出院患者核酸转阳,柳帆等一线医护九死一生。

她感激那些为武汉“见孔便堵,见缝即填”的志愿者,有组织接送金银潭区域医护人员上下班的汪勇,为上百居民买药而遭举报的吴悠,还有从四川赶来为医院做饭的刘鲜。

她愤恨无数专家媒体沦为权力的喉舌,“‘人不传人,可控可防’这八个字,变成了一城血泪,无限辛酸”。她感叹民众同为受难者却彼此谩骂,“封城闭户急,民在疫中泣。本是同难人,相煎何太急。”

方方在最终篇写道,历史必须记录,追责断不能忘:

“如果我们放弃追责,如果我们将这一段日子遗忘,如果有一天我们连常凯的绝望都不记得了,那么,我想说:武汉人,你们背负的不仅仅是灾难,你们还将背负耻辱。忘却的耻辱!设若有人想轻松勾掉这一笔,我想那也绝不可能。我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写,也要把他们写上历史的耻辱柱。”

武汉人:方方挑起了我们的担子

余全红在封城期间是方方的忠实读者。她不相信官媒的消息,独自封闭在武汉郊区的家中,犹如深陷孤岛,既有对疫情扩散和物资匮乏这一系列未知现实的恐惧,也对同乡逝者怀有一种兔死狐悲、同病相怜的哀伤。她也曾问过自己,这场灾难,要不要写,要怎么写?直到她看到方方日记,松了一口气:

“如果她不写,就会有别人来写,必须要有人来写。谁来写呢?我们当时都在拷问自己,要不要写?她是在为所有的人承担这份责任。没有她担当,我就得不停的拷问自己,很折磨。”

余全红认为,方方日记的价值在于当时当地的记录历史,以一位武汉公民的视角平实无华地记录她的日常、关怀朋友。余全红很早就读过方方的作品,最喜欢她的小说《埋伏》,关注一个小警察的坚守和执拗,对主角的心理描写细致入微,笔法幽默尖利。

二十多年过去,再度站到大众视野里的方方还是余全红所熟悉的她,爱护微小的个体,并敢于担当:“为什么武汉人对她很敬重?因为她把我们的责任担当起来了。我们每个武汉人都有这份责任。我肯定做不到像她这样坚持下去,坚持60天,而且面对那么多的骂声。如果这件事那么简单,就会有很多很多人写。正因为不简单,只有她一个人写。”

那些被方方称为祸国殃民的极左人士,不断地对方方日记进行举报和攻击。在余全红眼中,这些人有着低劣的思维和语言,没有货真价实的批评,也分不清左派右派:“批评她的那些人,根本不配批评她。他们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呢?只会谩骂和胡搅蛮缠。这些人就是小丑。方方没有站在政治立场上去说话,她就是武汉公民,发出对真实的命运和周围的人的关怀。”

上周热传的《一位高中生给“方方阿姨”的信》中,作者写道,“家丑不可外扬,不知道方方阿姨您小时妈妈告诉过您没有?方方阿姨,您知道人最困难的时候,需要的是什么吗?不是垂头丧气,不是满眼失望,而是坚持的理由和活下去的信心。”

余全红反问,“什么叫家丑不可外扬?什么叫爱国?公民对国家的批评是最好的爱。只有在批评中,才能改进,没有十全十美的国家和政府。哪有不能批评的国家和政府?”

叶海燕:不要过度神化方方,真正的仗还在后面

方方引述《提摩太后书》中使徒保罗的话,为最后一篇日记划下句点:“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中国女权工作者、画家叶海燕指出,方方在疫区发声非常有担当,但真正的仗还没打完,真正的战士还在受苦,“人们只是在疫情面前做了勇敢的应对。如何避免我们在下一次事件中受到伤害?我们做的反思和追责还是不够。方方这句话说得非常俏皮,非常漂亮。她所面临的压力比起许多公民运动者要小许多,王全璋最近要出来,他都坐了四年牢了。”

叶海燕指出,有些赞美方方的声音过于情绪化,因为老百姓在灾难和痛苦中,随时随地渴望一个神,一个精神支柱。

叶海燕从小在武汉长大,她所了解的武汉人桀骜不驯并且珍视尊严,如果政府和外界不顾及武汉人心里的痛,这段创伤还会延续很久,甚至引发群体性愤怒。

她认为,武汉是一座激发人创作热情的城市,文学艺术拔尖的人才辈出,他们在疫情期间的沉默是不正常的,很多人没有找到自己在时代中的位置:

“这群知识分子是一群又聪明又坏的人,心里揣着明白就是不说,不是害怕,是不屑于说了。前几年,从民间到知识分子到各个行业的声音都出来,是因为大家还对国家抱希望。”

疫情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一片沉寂,方方成为其中独当一面的发声者。此外,还有纪录片导演艾晓明、女权活动人士郭晶记下封城日记,艾晓明受到警告不可接受外媒采访。

不过,叶海燕相信,武汉解封之后,很多声音会流传出来,因为武汉人不是能把事儿放在心里的群体。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之后,经过细节的拼凑,这段历史会被还原,真相不会被掩埋。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

Edge及Safari用户可直接点击收听
其他浏览器用户请点此下载播放插件

完整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