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和野心并存 “中国模式”引发担忧

2020-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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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大会堂外飘扬的中国国旗(法新社)
北京人民大会堂外飘扬的中国国旗(法新社)

正如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所说,“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 中国共产党的全球治理野心自十九大后更为昭然若揭。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既非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于4月27日举行听证会,讨论中共试图以“中国模式”替换国际体系的运行规范和标准,挑战自由民主体制,以及美国应当采取的应对措施。

前共和党参议员吉姆·塔兰特(James M. Talent)表示,中共如今不仅要替换美国的影响力,而且也要改变国际关系的结构:

“尽管北京声称自己只是要大声讲话,实际上已经趋向于唯我独尊。中国愈发强调自己有能力将专制政权的模式输出到全世界,作为优于自由市场和民主制的替代选项。”

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政治与安全事务高级研究员纳德吉· 罗兰(Nadege Rolland)指出,北京对现有秩序的最大的抱怨有两个:中国物质力量和国际地位及影响力之间的差距;现存秩序的基础,本质上与中共的组织原则相敌对,所以他们要另起炉灶。

 

 

中共向世界输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呢?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亚洲项目主任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强调,中国模式本质上是专制政体或者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如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洪源远(Yuen Yuen Ang)所说,其政体形式是由国家广泛控制政治和社会生活,包括媒体、网络和教育;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和国家控制核心部门的混合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将 2017年视为中共参与全球治理的分水岭:“如果将来历史学家书写历史,恐怕会将2017年描绘为全球化发展的分水岭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元年。”

习近平于2013年访问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时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他于2015年的联合国大会上重提该词,并援引《礼记》中的儒家理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此后,这两个用语更是频繁出现在中共各种政策文件和宣传文案中。

在2017年的中十九大上,习近平再次高调宣布,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美国国家情报大学(National Intelligence University)中国研究员丹尼尔·托宾(Daniel Tobin) 说,从科技力量到治安模式,中共要让习近平版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此有吸引力,以至于没有国家想被排除在外:

“冷战之后,中共的意识形态斗争就没有停止过。但是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共感到足够强大,从单纯的防御,转为防御和进攻的混合。”

资料图片:《纽约时报》曾发表特别报道,题为:中国规则(China Rules)。(纽约时报网站截图)
资料图片:《纽约时报》曾发表特别报道,题为:中国规则(China Rules)。(纽约时报网站截图)

中国模式,既非马克思主义,也非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

易明介绍道,中共输出治理模式的主要途径有,1.加大当地的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 输出监控模式、经济特区和工业园、社会信用系统;2.以投资制造债务,如“一带一路”;3.渗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4.限制国际言论自由,比如外国公司对台湾的身份认知等等。

中共努力推销中国模式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罗兰指出,中共大张旗鼓谋求全球治理的中心地位,是出于恐惧和贪婪的混合心态:既害怕外部势力渗透,国内政权不保,又贪图国际霸权地位。

所以,中共推行反西方、反现状、反自由(不一定反民主,而是反普世价值)的三反原则,这是习近平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以此来吸引发展中国家中,自感被自由民主体制所疏远和威胁的精英阶层。

罗兰还表示,“中共似乎追求一种不完全的、宽松的和可延展的霸权。”

她认为,中共目前的意识形态不是基于某种世界革命理论,也并非源自中国文化中的善、德或者和谐。其信仰系统的核心是——“力量”。只要对方承认自己的绝对权威和利益,中共似乎不打算绝对征服或控制外国领土和政权,就像是沿袭古代的“朝贡体制”。

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大卫·舒尔曼(David Shulman)表示,外界似乎都认同中国没有输出“马克思主义”,而是专制体制。至于这种模式是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还需进一步讨论。

托宾则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完全被中共抛弃:“比如马列主义将个人的政治表达视作是对集体利益和党的科学判断的颠覆,党的判断应该不容置疑。中国没有全盘复制马列主义,但是保留了这些关键部分。”

美国如何应对?

中国代表4月1日宣布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咨询小组成员之后,引发7名美国官员致函联合国表示抗议。但是这项决定至今未被撤销,而美国本身已于2018年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舒尔曼提出,美国必须要重新投入国际多边论坛和机构,特别是在太空、网络和AI等新兴领域,夺取制定标准的领导权。

此外,他说,美中之争首要是体系和理念之争,美国要积极宣扬和维护自由民主的价值,反衬中共的空虚和压抑。

易名则认为,美国外交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团结盟国,采取协同一致的策略:

“我们应该联手盟友,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比如台湾问题。如果每个航空公司和酒店都站起来说,‘我们认同台湾,不会改变。’中国能怎么办?如果它要惩罚,我们可以拿出协调一致的政府应对方案。”

从人才培养方面,罗兰认为,美国应该大力培养汉学、国际关系、现代战略分析方面使用汉语的人才,研究中国精英层的思考方式,这和发展科技领域一样重要。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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