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11年人权与新闻自由状况回顾(二)

2011年即将过去。在异议作家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中国当前的人权和言论、新闻自由状况是否有所改善?这种状态又将对社会的未来发展产生哪些影响?本台记者何平就此邀请海外政论刊物《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与美国宗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希秋牧师共同回顾2011年的中国人权和新闻自由状况。以下是讨论的第二部分。
201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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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回顾2011年的中国言论和新闻自由状况我想首先提一下 中国官方《环球时报》在今年十一月做的一项调查。在包括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成都、西安、沈阳七个城市18岁普通受访的市民当中,近90%的人表示认同理念,近80%的民众认为民主也是大势所趋。但是另外一方面在中国互联网用户突破5亿。网络微博也突破三亿的今天对网络舆论实施监控却始终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胡平先生您是如何评价这一年来中国的言论和新闻自由状况呢?”

胡平先生:“今年以来中国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方面也是呈现持续地恶化。所谓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一方面说是基本人权,一方面是我们要衡量的一个对象。再一方面它们自身又是尺度,也就是说我们衡量一个国家基本人权情况如何,首先要看它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情况如何。当一个基本人权在恶化的时候,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也是首当其冲。今年我们看到在这方面打压依然是非常严厉。包括像推特在国内一般人根本看不到而需要翻墙的很多人都是因为在这方面,在推特上发表了言论居然引起了当地的追究。尤其是在前一段时间的茉莉花革命时期,追究网上言论成了当局抓人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刚才你也谈到了环球时报所说的民意调查,民意调查实际上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环球时报本来大家都知道是中国政府的喉舌。现在当局这么严厉的打压,它怎么这个时候偏偏提这么敏感的问题、民主的问题做起调查来了。它要证明中国要采纳不同西方模式的模式。它就以这种方式对真正的民主模式加以拒绝。所以我觉得它这也显示当局在目前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压力之下,一方面它不敢公开的否认民主价值;但一方面它的民主又不能像过去毛时代强词夺理的说,我们自己就已经是高度的民主,而且是最真实的民主,它也不敢说出这种话来。因此就用这种偷换概念的方法把民主的概念加以抽空。用这种方式来应对目前尴尬的局面。”

记者:“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在今年一年以来对新闻舆论的控制并不单局限于国内的媒体。特别是近期外国的记者试图探访陈光诚受阻,以及今年二月中东和北非的茉莉花革命的消息进入中国以后,当局对国际媒体记者正常采访的公然威胁和骚扰也日趋明显。美国的非政府机构“自由之家”在今年五月将中国自由新闻度排在了全球196个国家中的倒数第十三位。主要原因就是当局对报道公开事件和少数民族问题的媒体记者实施严格的限制。傅希秋牧师我们刚才提到了环球时报的民意调查,在近90%的公众认同民主价值的今天,您认为当局继续奉行舆论管控作用的原因在那里呢?”

傅希秋牧师:“我想这有它根本性的惧怕执政自信心,失去自信心有关系。因为它不是由民主选举出来的,它对民意就漠视。那么当民意产生出来进行抗争的时候,他们必然是产生对自身存在的这种惧怕。那么做出这种反应可以说是一个集权体制所本能的反应。中国是有三亿两千万的微博,但是在讨论一个关于有机食品这对互动网络很快就被新浪网及净化网络环境的网络给封锁了。当然在茉莉花期间,有一些更极端的例子,在四川成都的异议人士丁宝(音),他都没自己写一篇关于茉莉花革命的事儿,仅仅是转发了一个推特的信息,就被拘禁超过了近十个月。其他的一些人像陈伟可能就面临判刑。还有一些人你刚才提到了中国大陆的西方记者,外国记者的待遇问题,我这方面深有体会,比如说BBC、CNN的一些记者他们仅仅是去现场采访一下这个守望教会礼拜天的公开的聚会活动,有的就被打伤在地,有的真是受到身体上的虐待。当局以吊销他们的采访资格为名,甚至通过外交部这些恐吓机制实施对他们的打压。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2011年整个新闻自由继续恶化的状态。”

记者:“从我们目前了解到的公开报道来看,2011年一年中国因为报道所谓敏感事件官员贪腐和少数民族问题而受到官方查处的期刊、报纸就包括了《长江日报》、《楚天今报》、《武汉晚报》、《成都商报》、《南方周末》、《财经》、《市场》、《证券周刊》、《中国经济时报》、《南风窗》、《长城月报》和《京华周刊》。这其中编辑记者遭到停职解聘的现象也日趋普遍。显然当局无论对网络媒体还是对传统媒体都没有放松控制。胡平先生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胡平:“应该说中国今天之所以还有一定的异议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托互联网之赐。当局控制言论过去以为它垄断了一切媒体,所有不合它口味的消息、观点根本就没有任何表达的机会。而互联网上共产党虽然还是以言论治罪,但是毕竟可以直接出面以颠覆罪、反革命罪以及其他打压的言论的另外一块还有很大的一个区间,像民间的维权抗争在过去根本就不会登,现在在互联网给发布出来了,很适于传播,弄的一些传统的纸媒也不得不把这个消息登出来,所以互联网的出现也帮助官方媒体、纸媒、电视扩大他们的已有的空间。但我们也应看到,正因为中国媒体异议的空间很大程度上是托技术进步造成的而不是当局自身有一定开放程度的胸怀或有更开明的政策,所以它依然是十分不确定的。在互联网上也好、其他媒体也好,今天消息登出来没有什么问题,结果第二天就追究起来了,反复的结果就是大部分的媒体从业人员更多的自律。所以在衡量这一点上我们要看到目前中国在新闻、言论表达空间上很大程度上是托技术的发展,是靠互联网的推动,而当局在这方面的改善是非常有限,在很多方面还出现倒退的状态。”

记者:“傅希秋牧师,我们知道一个社会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程度是迈向民主制度的重要一步,您认为在回顾2011年的时候,阻碍中国言论和新闻自由的主要瓶颈在哪里?而这种状况对社会的长远发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傅希秋牧师:“阻碍传播、信息自由最主要的瓶颈当然还是当局的集权和垄断性有关系。这与长期把民众放在奴役下的思维是有关系,所以无论从政策上、从实践上一直是没有跳出这个思路。我完全同意胡平先生刚才讲的,不是当局愿意报道‘我爸是李刚’、‘我爸是李双江’的案件,像郭美美的全国性的动态,是当局被迫做出回应,这是一个集权的制度决定的。当然造成的危害是像你讲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是民主社会最重要的基石之一,当然(还有)独立的司法。没有普通民众言论自由的表达就谈不上对集权政府官员的监督,失去了制衡只能是一方面政府腐败的行为、对人权践踏的行为是越来越恶化;另一方面我觉得会逐渐地形成民主抗争的临界点。中国社会如果是仰望2012年的话,我觉得未来共产党所面对的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会出现得更大规模甚至是超大规模。这些不见得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所谓的维权、民主人士所发起,而完全是由普通民众像最近陆丰、乌坎事件,那么大家打出来的就不仅仅是还我土地的问题、反腐败的问题,而且是公开的反独裁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当局应该看到的一个信号。如果不能够实现言论自由的话,巨大的火山就面临着爆发而且是全国性的。”

以上是本台记者何平邀请海外政论刊物《北京之春》主编胡平与美国宗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牧师,“回顾2011年中国人权和新闻自由状况”节目的最后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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