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报导者时间:当日本变移工首选──越南一条街,预警台湾抢工危机(文/简永达)

2020-11-12
电邮
评论
Share
打印
图说:越南河内市近郊的纸桥郡,是最著名的劳务街,短短600公尺的街道聚集上百家中介公司,输出劳工到日本、韩国、台湾等地打工。晚餐时间,街上都是准备出国打工的年轻工人。(摄影/简永达)
图说:越南河内市近郊的纸桥郡,是最著名的劳务街,短短600公尺的街道聚集上百家中介公司,输出劳工到日本、韩国、台湾等地打工。晚餐时间,街上都是准备出国打工的年轻工人。(摄影/简永达)

越南中介秋水(化名)经营台湾市场将近20年,过去,她每季飞一趟台湾拉拢中介业者,甚至在台北派驻员工以便服务客户;如今,她改成每月至少飞一趟日本拜访客户,“台湾的市场我们就会慢慢放掉了,”她的语气充满对日本这个新市场的向往。

过去,越南移工首选出国工作的国度是台湾,但这个情况在过去两年改变。走进越南河内现场,走进著名的劳务街,往日本输出的移工人数已超越输往台湾的人数,这促使部分台湾中介只得透过网络“牛头”们招骗越南移工,为何台湾不再成为越南移工的首选?这些都预示了国际抢工大浪正向台湾袭来。

纸桥郡(Quận Cầu Giấy)是座新兴的开发区,坐落在越南北部的河内市近郊,周围都是大楼林立的工地。来到下午时间,主要街道上空荡荡,一排杂货店没人光顾 。

直到傍晚5点45分的晚餐时间,寂静被打破了。数千名年轻男女走出训练中心的大门,其中许多人都穿同款的蓝白polo衫上衣,上头印着越南与日本的国旗。在这条越南最著名的“劳务街”上,短短不到600公尺的街道聚集上百家“劳务输出公司”──也就是人力中介──他们负责招募、训练越南的年轻人,输出到日本、韩国、台湾等地做工。

一条街,是国际劳动力变化的缩影。

越南移工一直是台湾制造业主要劳动力来源,据台湾劳动部统计至2020年8月,他们占了台湾产业移工近4成5。

过去,越南移工首选出国工作的国度是台湾,但这个情况在过去两年间改变。2018年,日本首次超过台湾,成为越南劳工最大输出国。根据越南政府统计,2019年全年约15万名越南劳工出国工作,超过5成前往日本,约8万人,台湾只有5万4千人,差距持续拉大。

“我看再过几年,没什么越南人要到台湾工作了,”一位专门输出越南工人到台湾的越南中介阿义(化名)说。他能够说流利的中文,经营台湾市场已经16年,但过去半年,他已多次聘请翻译陪同他赴日本拜访客户。

日本端出“牛肉”,东亚涌现抢工大战

图说:日本2019年修法正式引进外籍劳工后,愈来愈多日本中介赴越南找当地中介合作,开设移工的训练中心。图为一所与日本、越南中介合作的技职学校。(摄影/简永达)
图说:日本2019年修法正式引进外籍劳工后,愈来愈多日本中介赴越南找当地中介合作,开设移工的训练中心。图为一所与日本、越南中介合作的技职学校。(摄影/简永达)


为了解决人口老化与长期缺工的问题,日本在2019年修正《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正式引进外籍劳工──不只是引进看护,包括从事金属制造业、工具机械,以及电子业等制造业劳工,都是这波重点引进对象。(注:日本为了因应人口老化与劳动短缺的问题,自 1990 年代开始便以“实习生TITP”名义引进外国劳动力,即使2019年以特殊技能签证引进外籍劳工,但实习生的管道仍然保留)

日本政府预定在5年内引进约34万外籍劳工,保障其领有与日本国民相同的最低工资,介于16到20万日圆之间(约新台币4到5万元);工作满5年后,只要通过语言检定与技能测验,外籍移工甚至能取得永住资格。

如此高规格的劳动条件,让越南总理阮春福在2019年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访问时强调,越南劳工出口“将时时刻刻以日本为最优先考虑”。

一场国际抢工的大浪来袭。国际劳工组织(ILO)在2017年调查国际移工的数据,发现全球约两成移工集中在亚洲,约3,300万人,其中从东南亚移往东亚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台湾,是劳工迁移最主要的路线之一。

东亚高龄社会来临,面向东南亚外籍移工的抢工大战即将开打,日韩早已提前布局。

时间倒回至4年前,韩国采取国对国的直聘制度,已陆续和16个劳工来源国签署双边合作协议;日本中介则前仆后继至越南寻找中介公司合作设立语言学校。

在河内这座城市的周围已经涌现大量日语学校。人力中介公司的高级主管秋水,站在刚落成的日语学校二楼阳台,这是一栋五层楼的蓝白磁砖楼房,一二楼作为教室与办公室,三四楼是准备出国工人的宿舍。她的公司投资房地产、游乐园与五星级饭店,也跨足经营人力中介,每年向日本、韩国、台湾以及波斯湾国家输出数千名劳工,“这栋已经住满,我们的另一栋宿舍正在加紧赶工,”她指着马路对面的工地说。

秋水经营台湾市场将近20年时间。过去,她每季飞一趟台湾拉拢中介业者,甚至在台北派驻员工以便服务客户;如今,她改成每月至少飞一趟日本拜访客户,“台湾的市场我们就会慢慢放掉了,”她的语气充满对日本这个新市场的向往。

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蓝佩嘉也察觉到日本移工市场的变化 。她在去年赴日本访学一年,研究2019年修法后新上路的“特定技能”签证,此签证除引进看护工外,还有部分的电子厂、钢铁厂等14种职业种类劳工, 中介费的规定采用ILO建议的“移工零付费”。以机构雇用的看护工来说,“雇主是先面试挑好工人,之后他们在母国学日文、受训练,再到输入国的聘雇费用,全都是由雇主付费。”

不过,她认为日本开放“特定技能”的移工,因计划才上路,目前还看不出对台湾的影响 。台湾与日本的传统产业都在使用不具技术的体力工,引进管道仍来自实习生制度(Technical Intern Training Program, TITP),这群移工同样需要缴中介费与训练费给母国的中介,但在近年赴日本工作的费用已有明显下降。越南经济起飞后年轻人出国意愿普遍降低,再加上日本传统产业对移工依赖增加,“越南工人去日本要支付的费用大约在3,600美元左右,这跟来台湾动辄6,000美元还是差别很大,”蓝佩嘉说。

对越南年轻工人来说,赴日本打工薪资高、中介费又相对低,台湾不再是出国工作的首选。

政府忽略的数字:从“选工倍率”看见的缺工危机

图说:河内一间专做越南劳工来台工作的体检医院,平日上午挤满等候检查的工人。(摄影/简永达)
图说:河内一间专做越南劳工来台工作的体检医院,平日上午挤满等候检查的工人。(摄影/简永达)


当我们向台湾劳动部询问这个国际移工市场的巨大变化时,负责管理外籍移工事务的跨国劳动力发展署组长薛鉴忠的回应是,台湾外籍移工人数从2010年的39万人,至今已超过70万人,10年间人数几乎翻了一倍。“你说的情况应该不存在,我们外籍移工的人数每年都是成长的。”

“那个数字只代表媒合成功的移工,看不到潜在劳动力的变化,”曾有4年人力中介公司经验的王裕衡解释,只要一名来自海外的移工和一个台湾的工作机会媒合上,劳动部的统计数字就会往上累加一笔。不过,劳动部的数字看不出潜在的市场变化,对中介业者来说,他们更习惯用“选工倍率”来衡量移工市场。

所谓的“选工倍率”指的是每招一名工人,雇主有多少倍的人力可供选择。曾经,台湾的工作机会是市场里最有价值的商品,每招一名工人,雇主可拿到3倍以上应聘者的履历表,选工倍率很高。

在1980年代,台湾工资上涨,制造业老板不停喊出“缺工”,不惜以“出走”要挟政府开放外籍劳工。直到1992年,当时的劳委会公布《就业服务法》作为引进外籍劳工的法源,态度谨慎,初期仅开放纺织业在内68个行业,不但对雇主资格限业开放,引进的外籍劳工数量亦采取总额控管。

台湾的移工政策采限业开放、总额管制,加上保障厂工领有与本地劳工相同的基本工资,所以2000年前后,台湾是不少东南亚移工出国工作的首选。

可如今,日本与韩国对移工都已保障基本工资,超过新台币4万元。 台湾的薪资对东南亚移工失去吸引力,“台湾雇主现在要请一名外劳,可能只能拿到一张履历表,这还是越南中介去拜托来的,”王裕衡回忆,从2014年起,台湾中介业的圈子陆续传出海外缺工的消息,后来就连台湾的雇主都能感受到这项变化,“雇主确认履历表的时间一直在缩短,就怕工人被抢走。”

“我最怕的是他们国家本身就缺工,要是薪资继续涨,他干嘛还来台湾?”说话的是中华民国人力协会的理事长胡中裕,理着三分头,圆脸大耳,他在人力中介业超过30年,甚至早于台湾立法引进外籍移工。他的担忧不无道理, 从2017年起,越南的经济成长率维持在7%以上,韩资与外资陆续赴越南设厂,它被视为最有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雇主要找好一点的工人,我都会问:『你可以给多少薪水?』总不能只23,800元;你也要有证照有经验的工人,你怎么跟日本、韩国拼,人家钢铁厂的薪水起跳就是4万5了,”胡中裕使劲拍了拍膝盖说,“现在不是从前那样,你给一万多、工人都要抢着来,时代真的不同了。”

国际现实:台湾难以开拓新的移工来源国

图说:专营台湾市场的越南中介公司,门口没有明显的招牌,桌上的中华民国国旗是少数可辨认的线索,如今也多了日本、韩国的国旗。(摄影/简永达)
图说:专营台湾市场的越南中介公司,门口没有明显的招牌,桌上的中华民国国旗是少数可辨认的线索,如今也多了日本、韩国的国旗。(摄影/简永达)


在竞争国际移工的市场里,比拼的还有外交实力。台湾自1992年修订《就业服务法》以来,引进外籍移工将近30年,实际的移工来源国只有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 4国,相较于日韩合作的国家都有10国以上。尽管台湾政府多年来努力想与缅甸、寮国、孟加拉国等国洽谈引进外籍移工,但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多数的移工来源国与台湾合作皆是兴致缺缺。

在采访中,不少中介业者都提到泰国移工的变化。在1990年代,泰工曾是台湾最主要的移工来源,负担高铁、北二高等重大建设,但在2000年之后,当泰国大都会区如曼谷的工资上涨,工人来台人数一直掉,现在已是在台移工人数最少的。

“他在泰国都有1万6了,来台湾拿基本工资两万出头,扣掉每个月服务费跟其他的费用,拿的其实差不多,那他还来台湾工作干嘛?”胡中裕直指,“如果他们(东南亚)经济成长起来了,像泰国这样,现在越南经济也在成长,请问你劳动部,台湾下一个引进的是哪一国?”

囿于国际现实,台湾很难开展新的移工来源国,而薪资、居留权等条件,也无法与日韩等国比拼,可以想见,来台的移工人数很难再有成长。

台湾政府或许对国际移工的竞争没有警觉,但作为劳工输出国的越南政府却是高度关注。《报导者》透过越南中介,私下拿到一份由越南海外劳工管理局,针对日本、韩国、台湾三国的外籍劳动力市场所做的调查报告。

过去越南劳工到台湾工作,经常被收取高达6,000到8,000美元(约新台币20万元)的高额中介费,导致工人前两年需要争取加班,为了还债而工作,被国际人权团体诟病为现代奴隶。

而在这份报告中特别指出,“受到来自日本与韩国的竞争,台湾的劳动力来源势必会减少,⋯⋯不过,这是一个机会,有望减少越南劳工到台湾工作所付出的高额费用 。”

这是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当外籍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越南劳工能够从而获得市场上的好处。劳动部也同意这项说法,过去20年来,“我们对外籍移工的依赖是持续增加的,可是国际上引进移工的国家也在增加,⋯⋯所以变成你(雇主)引进的成本势必也会提高,”薛鉴忠说。


中介业的寻租空间,与跨国移工供应链的“回扣制度”

图说:越南移工赴日本工作之前,必须通过语言与技能检定。图为一所越南中介开设的日语训练中心。(照片提供/1095)
图说:越南移工赴日本工作之前,必须通过语言与技能检定。图为一所越南中介开设的日语训练中心。(照片提供/1095)


不过,越南政府以为在国际竞争越工的情况下,能减少移工支付的中介费用的期待是落空了。当局规定越南劳工到台湾工作的费用不得超过4,000美元(约新台币12万元),但实务上,工人仍须缴交约6,000美元以上的中介费,相当于他们在越南20个月的工资。费用未如预期下降,因为在输出与接收国政府之间,存在一群穿针引线的人马,他们是庞大且体系复杂的人力中介。

无可否认地,串起跨国劳动力供需两端的人力中介,正是让这个庞大的机器得以运作的关键,当两地的工人与雇主依赖中介愈深,替中介业者创造庞大的寻租空间。(注:寻租(rent-seeking)是指某些人极力向政府游说,垄断社会资源,而获得的额外利润)

市场上贩卖的工作机会,来自台湾政府核配给企业主/雇主用来引进外籍移工的“配额”(Quota),这个额度经常摇身一变成为跨国移工供应链中竞逐的商品。此外,在允许中介业资格上采取低门坎,只需会计师出具500万资本额的验资证明,导致过去20年间,台湾中介业的许可家数从1,200家暴增至3,300家。(注:据《私立就业服务机构许可及管理办法》规定,新设立之人力中介公司需有500万资本额,与300万保证金,但前者仅需会计师出具验资证明后即可领出,而保证金也只要银行出具保证书)

膨胀的人力中介,来竞争雇主手中有限的“配额”,让台湾制造业的雇主在市场中的喊价力量不断被抬高,也创造了跨国移工供应链中独一无二的“回扣制度”。即使法律规定中介在聘雇时可向工厂老板收取费用,但实务上工厂老板不付费就能向台湾中介引进外籍移工,甚至要求回扣;相同逻辑,台湾中介也向越南中介索要回扣,灰色的收入层层迭加。最后,让迫切、欲出国翻身的越南劳工付钱。

“台湾中介跟我要4,000美元,我们越南中介都要接受,”阿义的语气里没有指责,倒是有钦羡,“反正最后这笔钱都算在工人的总收费用。”他的说法符合中山大学社会系教授王宏仁的研究,他曾经访问近20位台湾与越南中介,发现台湾端从跨国劳动力的分润拿走6成。

为了拿回这笔海外中介给的回扣,台越两地的中介体系,发展出一套规避国际洗钱防制的手法。在越南那条著名的劳务街里,专门输出劳工到台湾的中介公司与到日韩的相当不同,他们大多是小型的中介公司,向国营中介借牌经营,办公室隐藏在公寓或民宅里,楼下是台商经营的进出口贸易商,楼上是同样由台湾人经营,专做贷款给外劳的财务公司,三者之间绘出一条精妙的转手路径。

当中的关键要角是借贷给移工中介费的贷款公司,许多是由台湾人出资,再由当地人挂名设立。我们在采访时接触一位贷款公司背后的台湾老板,亲眼所见这位中间人的保险箱小金库里,随时存放着一摞摞台币、美金、与越盾现金。当越南中介要将这笔海外的回扣金汇回台湾时,他们在越南拿美金给这名中间人,由他汇给台湾的白手套,再从台湾银行帐户汇给台湾中介。这笔钱跨国多次转汇后,让两地政府都难以追踪,从而削弱打击高额中介费的努力。

据《就服法》规定,台湾中介业者仅能向雇主收取登记费,以及向外籍移工收取每月新台币1,500元到1,800元的服务费,其他收费都属违法超收。(注:依据《私立就业服务机构收费项目及金额标准》,中介公司依法仅能按月向移工收取“服务费”,第1年、第2年、第3年每月收取服务费分别不得超过新台币1,800元、1,700元、1,500元。另得向雇主或新雇主收取登记费及介绍费,金额合计不得超过移工第1个月薪资,不过因制造业雇主拥有价格优势,实务上中介并不会向雇主收费)

当台湾中介被问到这笔来自海外的违法收入,多数人否认,但有人倒是不掩饰,“你把它想成一般的供应链采购就好,供货商本来就会给采购回扣,道理是一样,”一位不愿具名的中介说。

这条跨国移工供应链里,买卖的是劳动力,在不少中介眼里,就像其他买卖袜子或电子产品零件一样没有区别。

捏造诱因:越南网络“牛头”的新骗术

图说:一名越南中介私下告诉记者,来台移工的缴费收据上不会写他们缴了多少钱,顶多写已结清,就是为了避免违法超收的中介费用被追查。(摄影/简永达)
图说:一名越南中介私下告诉记者,来台移工的缴费收据上不会写他们缴了多少钱,顶多写已结清,就是为了避免违法超收的中介费用被追查。(摄影/简永达)


不过,工人终究不是工厂里批量生产的产品,当越南劳工来台湾工作的意愿降低,近年来部分台湾及越南中介得费更大力气,欺瞒、哄诱工人来台。

当一名越南工人决定要出国工作,第一个接头的人是“牛头”(sponsor),他们替移工与中介公司牵线。不过,今日的牛头不再是村子里的熟人,更多是活跃于社交媒体的“网络牛头”,他们在Facebook张贴招聘讯息,如鲨鱼在无边际的网海里狩猎目标。

23岁的R是一名活跃于网络上的牛头,他的脸型削瘦,浏海遮住半张脸,刚从台湾回越南不过半年,前一份工作在越南中介公司当翻译。“经理会把台湾中介发来的聘工表交给我翻译,叫我在加班时数这栏写每个月60小时,”他补充道,“可能本来只有写『一般』、『依公司淡旺季而定』。”

中介公司会张贴出更多海外工作的细节,而加班时数成为评估工作好坏的基准,移工们愿意为此多付钱。不过,加班时数是求职中少数无法被担保的事,尤其在这条产业链里,从工人到台湾雇主之间,需要经过三个中介者:牛头、越南中介、台湾中介,每个人都有捏造加班时数、抬高中介费用的动机。

一项常见的诈骗手法,便是在网上张贴假的工作信息。为了让产业链上的工人保持流动,不可能等到台湾中介发出聘工表,越南中介才开始找工人,“网络上有很多假的聘工表传来传去,加班时数跟工作都是假的啊,”R的表情有些得意,他们都是这场游戏的玩家之一,利用穷人迫切翻身的弱点,先把工人招到手。

记者在河内遇见的越南中介,不少人都拿出移工的薪资单左证,有张薪资单一个月的加班时数高达160小时,当月薪资5万2,是相当罕见的工作单,但中介的话术把极端案例变为常态,将薪资乘以12(个月),告诉工人去台湾一年可以赚到新台币60万元,即使中介费付7,000美元都划算。

尽管台湾与越南政府都有规范中介费用,但只要为数众多的中介者从中操纵信息,就能使灰色的收入空间继续存在,并让所有的监管手段都效果不彰。

当人权团体质疑台湾的高额中介费时,劳动部对此响应很一致:“我们有建议来源国收一个月的薪资,但中介费是在越南收的,我们也很难介入,”薛鉴忠说。

台湾,还能拿什么抢工?

图说:台湾的电子业工厂,因为移工零收费的改革,在越南招聘时仍能吸引不少工人。图为一所越南中介公司所举办的招工现场。(摄影/简永达)
图说:台湾的电子业工厂,因为移工零收费的改革,在越南招聘时仍能吸引不少工人。图为一所越南中介公司所举办的招工现场。(摄影/简永达)


这个产业有点像食物链,每个较低等的生物都比上一层的生物更加无助;最无助的在最底层,他们撑起台湾的3K产业(日本用语,指工作性质涉及肮脏(kitanai)、辛苦(kitsui)、危险(kiken)的工作),换取最低工资的报酬。

台湾制造业9成是中小企业,多数是难以仰赖资本实现自动化,必须维持劳力密集的产业,靠外籍移工撑起底层的劳动力。无庸置疑,台湾的制造业需要移工,不过,我们还有吸引移工的条件吗?

台湾中介在回答这道问题时,不少人的表情有些尴尬。“我想是人权啦,”胡中裕想了一下说,“我们现在都跟国外的中介说,你们叫工人放心来台湾,台湾现在讲究外劳的人权啦。”

画面拉回越南河内,日语学校里的宿舍,黑压压的人头,聚集了30多位年轻男女,看上去只有18、19岁,他们眼里闪耀的,尽是对日本的向往。唯一会说中文的,是舍监W,去过台湾工作3年,“这里没有人要去台湾工作了,”他尴尬地说,“我也不想回去了,⋯⋯我在打工存钱,等存够了钱,我也去日本。”

Edge及Safari用户可直接点击收听
其他浏览器用户请点此下载播放插件

完整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