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北明非常识:始皇帝“毛主的习” 习近平的权力路(11):厦门为政有苦衷 兼说习危机处理路数

2020-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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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联社/资料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联社/资料图)

根据习近平回忆,他从厦门调离是福建省委的决定。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贾庆林跟习近平谈话,表达了积极期待。习近平复述了贾庆林与他的调出厦门履新宁德地区的谈话,贾庆林说:“省委想让你到宁德去冲一下,改变那里的面貌。宁德地区基础差,发展慢,开什么会议都坐最后一排,因为总排老九嘛(福建省有九个地市),没有实力,说话气不粗。你去之后,要采取一些超常措施,把这个状况改变一下。”习近平解释省委调动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厦门任了3年副市长,其中后一段时间负责常务工作,在改革开放和推动特区建设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省委看到我在厦门有一些开拓精神,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经验” ,(杨筱怀采访习近平:我是如何跨入政界的 《中华儿女》2000年第7期“省部长专栏”  )这样看来习近平被调任宁德是被委以重任。

习近平关于自己调离厦门之原因的自述与民间看法截然不同。习近平描述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贾庆林与他的关于调动的谈话,未必不真实,不过他的这段自述中,有一句话为福建民间知情人相反的观点提供了某种证据。从福建人相反观点(请见上一集引文与文字)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习近平调离厦门时,不是普通副市长,而是常务副市长。福建知情人说,因为他的太子党背景,他在1988年前后被委任的职务。在习近平的回忆中,他说自己在厦门“后一段时间负责常务工作”。其中这“后一段时间”,正好与前述福建知情人指出的,习近平被直接任命为厦门常务副市长的信息相吻合,1988年6月以前,正是习近平在厦门任职的最后一段时间;他“负责常务工作”,无疑就是常务副市长的工作。由此,不仅确认了福建知情人关于习近平后来做了厦门市常务副市长的信息,也能帮助我们思考另一个疑问 ,或者接确认另一个事实,这就是,他这个常务副市长,有可能确实是委任的,而不是按照规定选举上去的。否则,为何半年之后,就匆匆调走呢?

习近平之调离厦门到宁德任职,究竟是因为宁德地委亟需他这样的人才,如他的自述那样?还是因为他的厦门政绩平平,得不到民心,如我前几集介绍的那样?北明认为二者兼有。消极的一面可能是他没做出什么成绩,人大选举选票没过半数,不好在厦门呆下去;积极的一面可能是,省委希望借此机会,派他到艰困的地区去扭转局面。应当为习近平厦门这一段官场之路说句公道话:习近平并非不想自己闯出一番天地,但除了“天时”尚好,改革大势需要弄潮儿,“地利”与“人和”这两样都不足。也就是说,习近平调离厦门,并非完全因为他在厦门无所作为,还有其他原因,这些原因是他所不能左右的。

首先是他的前任安黎造成的不利于他的舆论。安黎作为习近平的前任,也来自北京,也是太子党,也是委任就职的。她似乎无意开创一番政治事业,或者开创的方式不同,她“言行显示出高干子弟的派头,她吃住在厦门宾馆,工作中喜欢打着胡耀邦的旗号,动不动就去找项南,群众关系很差。” 以至于消息捅到中央,终于将她撤离。(杨中美《习近平——站在历史十字路口上的中共新领导人》p105-106,时报文化出版社)习近平一到任,就必须冒着自己前任无意中制造的”阴霾雾雨“开始工作。对于福建而言,习近平不过是步安黎后尘而已,他们如出一辙。

福建民间有人在网上撰文说: “福建人好象对北京派来的贾庆林和习近平印象不佳。贾庆林较黑,被福建人称为黑猪;习近平相对被称为白猪。”又说,“习近平在福建的得票记录一直不佳”。习近平等于一头钻进了先入为主的成见,要想扭转这个舆论环境,非下大力气作出大成绩不可。可是偏巧支持他的省委书记项南挨整出局,习近平本来受项南重视,一到任即被召见谈话,并准备在建设福建厦门交通方面出力,但是这机会立随着项南的离职而消解了。再说那时他还不具备条件成为中共宣传部的重点宣传对象,党媒还没像今天这样吹捧他。


2018年3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誓就职。(AFP)
2018年3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誓就职。(AFP)

如果受安黎留下的负面舆论环境尚可静观待变,那么中共政治集团内部的人脉关系的阻力就难以抵挡了。这种关系有时候可以直接决定个人的政治命运。习近平是因为人脉关系深厚升调厦门的,也是因为人脉关系的断线,在厦门搁浅的。

早前我报道过,福建第一把手,习近平的政治前辈和工作支持者,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几乎在习近平到任同时就遭到中央权力集团内部、胡耀邦的政治对手,保守派系的陈云、宋平、胡乔木等的整治。他们借助所谓“江南假药案”,将事端从一个村子升级为成晋江(专区),把农民专业户用白木耳和白糖制作的假感冒冲剂,升级为“假药”,利用媒体制造舆论,无视项南主动积极、严肃处理的态度。据说,中央这一伙人强权之下,项南为此不认错。谁都知道,改革是新生事物,期间磕磕绊绊在所难免,拿这个案子做文章,是借故整人。所以面对警告处分,项南不服,“薄一波开导项南:“你年纪不算大,签个字,还可以安排工作嘛。”但是项南坚决拒绝在处分决定上签字。如此一来,项南只有出局。(民主中国孙长江“项南的坎坷”)

接替项南福建省委书记职位的是陈光毅,陈光毅是宋平的部下,宋平是项南的政治对手。这个人际关系链导致对习近平厦门履新的负面结果是毋庸置疑的。也是那个时期,习仲勋离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改革派的胡耀邦在中央挨整失势,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

中央老人帮里,胡耀邦、习仲勋一干人的政治对手宋平人脉上的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不喜欢习近平,据悉他后来甚至以习近平请项南为自己的书作序为由,向中央秘密指控习近平丧失政治原则。(自由亚洲电台 高新:贾庆林坚信习近平不会恩将仇报!)习近平在厦门的政治隐患可想而知。

这集节目结束前,照例有一些不得不说的话: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个案发现时间年是去年12月8日,那时采取防疫行动,可以按部就班有效控制疫情。但是,以这个握有国家全部资源、可以免除各种繁琐程序、随时调用任何力量的中央集权体制,如今却把疫情拖延成了一个需要紧急应对的灾难性事件。习近平先生主政,迟至2020年1月25日,才召开会议讨论对应措施。不过某些时候他的应变能力并不在水平线以下,如2015年6月中国股市暴跌,习近平居然用“枪杆子救市”,派驻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进驻证监会,排查恶意卖空股票的行为,这种保权第一、不择手段的极端措施,是自中国股市25年以来的第一次。为什么能应急到用枪杆子来救股市,却又能迟缓到病毒扩散到全国世界演变为紧急灾难性事件呢?有评论认为,这看似不同的处理方式之间,有一个考虑是相同的,这就是要看这类事情是否危机到习近平的权力。疫情是民间疾苦,隐瞒实情可以稳定人心社会;而如果放任股灾不出手,则可能因习近平反腐树敌众多,股灾将演化为他的权力危机,面临当时即将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元老们的批斗。这是一种权力第一的治国方略和标准,

这些年中国输出孔子学院,在世界上展示自己的软实力,以此对峙西方文化。孔子关于为政之道的训诫,有一则是“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古代治理国家,把爱人作为最大政务。孟子的训诫更加明确,他说,“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不仁不义而居于高位,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民众。所以他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只有仁义之人合适在权位的高处从政。今天,武汉病毒全国泛滥,全球危机,这本世纪第一大灾难,是不是不仁不义的为政之道导致的呢?有多少天灾,又有多少人祸?是不是又一次上演保权第一、不惜代价的路数?历史将做出回答。必须说明的是,专制权力第一这种政治原则,不独当代中国独有,全球极权主义国家盖无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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