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妇幼论坛:如此前瞻:中国30年前就开始实施应对“未富先老”的长期战略?

2019-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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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老年人(Public Domain)
中国的老年人(Public Domain)

2018年标志着全球人口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年龄在65岁以上的人口首次超过了5岁以下的人口。

在这个刚变老的世界,富裕国家的老年人口比例通常最高,但这种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最近几十年,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也普遍下降,而且出现这种下降时的人均收入水平越来越低,预期寿命也在延长。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了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劳伦•约翰斯顿的一篇文章,文章认为,中国从30多年前就开始预见到老龄化将带来的经济挑战,并为此实施了一项长期的经济人口转型战略。

文章说,按照人们的一般看法,中国的政策制定者30多年来一直在预先为本国将会面临的与老龄化相关的经济挑战做准备。1980年决定实施严厉的一胎化政策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就要肩负起预测其后果——无论是好是坏——并负起提前制定相应计划的责任。而引人注目的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现年90多岁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家邬沧萍就意识到,在给定的生育率和预期寿命预测下,现实的经济增速不可能阻止中国在变富之前变老。

文章说,人们用“未富先老”一词来形容这个现象,以警告其中的风险,并促使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确保“过早到来的”老龄化未来,不要破坏其经济现代化进程。

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看起来不仅实施了一项试验性的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还实施了一项长期的经济人口转型战略,这一战略不仅着眼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着眼于受到压力的人口资源以及生产率潜力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是“为富先老”

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人口学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先生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对此评论说:

“中国怎么可能30年前就预测中国老龄化的问题呢?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实行一胎化政策,当时公开说中国不用担心老龄化和光棍问题。至于邬沧萍教授提出中国未富先老好像很有前瞻性,事实是当了婊子还要树牌坊。中国实际上是‘为富先老’,就是为了富裕而实施计划生育。我在《大国空巢》中就专门反驳了这位教授的观点。他说,用放宽生育率的办法来应对老龄化是扬汤止沸,认为停止计划生育而多出生的人口也会老,因此他反对停止计划生育,现在他又来说他当年是如何前瞻地预测了中国的未富先老。到2012年时他还说,放开计划生育将会导致更多的老年人口。实际上,中国没有预测到现在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易富贤先生认为,中国今后老龄化的危机会远远超过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

为了说明中国应对“过早到来的”老龄化的长期性战略,英国金融时报文章的作者列举了以下四点:

首先,中国政府确保了从低工资驱动的出口增长及低建设成本提供的暂时性人口红利窗口期,能最大限度地获取好处;其次,即使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庞大、收入相对较低的群体,政府官员也只做出了微薄的养老金承诺;第三,着眼于未来,当中国将不得不依赖更少的劳动力时,它试图确保不断增长的收入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通过强化教育,投入到提升下一代的人力资本中,而每户家庭平均子女数量的减少使这一点变得更加容易做到;最后,着眼于未来的国际增长,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还深化了与“年轻”、“贫穷”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联系——近年来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自1949年起就没有健全的社保机制

对此,中国深圳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表示,这篇文章非常滑稽,不知道这位作者是否在中国生活过:

“作者整个立论站不住脚,近40年前中国实行了严格的一胎化政策,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他讲的所谓预防老龄化的措施,大量中国人没有社会保障。1949年以后中国采取的政策,是剥削农村和农民来支持城市,这种国策并没有改变。”

刘开明先生说,最近几年中国各地开始推广城乡基本养老保障,但水平非常低,平均一个月才70元人民币。在发达地区可能会高一点,但也就是一两百块钱,而现在一斤猪肉就要50块钱:

“这一体制虽然有所松动,允许农民进城打工了,现在有大概有2.9亿农民工,但其中拥有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的不到30%,他们未来需要靠自己和子女来养老。西方有很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管你的身份和职业,基础养老保险金都是一样的。但中国是按照身份来交养老保险,而且基本上由自己承担。”

这篇文章的作者对中国完全不了解,刘开明先生说,中国从1949年起就没有社会保障,人民一直是自己养自己。以前在严格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提出的口号都是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而现在如果子女不赡养老人属于违法:

“比如我的父母现在在农村,他们也有所谓养老金,一个月每人只有100块钱。当然10年前是没有的,我爷爷奶奶那一代没有一分钱养老金,都是靠子女赡养。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在乡下,他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生病全靠自己。”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农民占人口大多数,刘开明先生说:

“表面上说我们已经有50%的人口是城市人口,但其中20%都是农民工,所以城镇户口的人口应当不到40%,也就是说,60%以上的人是农民,他们基本上没有纳入到国家养老保障计划中去。表面上政府说,现在已经有8亿人纳入了国家养老保险计划,但标准非常低,就像刚才说的平均每人只有70元人民币,可以买1.5公斤的猪肉。”

以微薄的养老金来应对老龄化 要政府做什么?

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除非你有公务员全部免费的医疗保险,否则只要生一场病,整个家庭就会陷入贫困。刘开明先生说,英国金融时报的这位作者说中国30年前就开始应对老龄化的挑战,但我们没有看到中国政府采取应对的政策,他举例说:

“比如说,90年代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有将近1亿人下岗,这些人非常惨,几乎没有什么保障,他们现在也到了老年。城市人有养老金,但农村没有,国家如果有计划,就应该把国有企业大量的股份和利润转换成社保基金,建立一个给所有人的基本保障。再比如香港有生活基金,每个月有几千块钱的基本养老保障,每年还有几千块钱的医疗券,而且公费医院基本免费。而我们大陆医疗费用非常昂贵,国家没有采取措施来预防未富先老的问题。”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中国政府所谓有前瞻性地应对未富先老,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养老金微薄呢?对此,刘开明先生表示: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政府官员能不能先来享受这个待遇?老百姓年轻时努力工作,老年没有保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要你政府干什么?中国政府的税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但保障在哪里?你不给保障或者很低的保障来应对所谓未富先老,这不是太邪恶吗?”

重视教育是中华文化传统 并非应对老龄化

至于中国政府试图确保不断增长的收入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通过强化教育,投入到提升下一代的人力资本中,刘开明先生认为,中国人一直都重视教育:

“朱镕基在1998年时就提出高校扩招,当时主要是解决就业难的问题。高校扩招的同时也大幅度提高学费,使教育产业化。原来很多教育是免费的,后来都收费了,等于把教育费用推给老百姓自己承担。一直到2002年,中央财政拨款几乎不给农村,基本是由农民承担他们的教育。到2002年政府开始承担一些,但水平也非常低。所以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农村有二十多万所小学被关闭,很多的县只有一所高中,超过70%的农村青年劳动力没有上高中,更没有上大学。”

刘开明先生说,毛泽东时代,大一点的村子都有学校,现在村里基本没有学校了,农民子女上学只能到县和镇里,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到县里租房子陪孩子上学,成本增高导致辍学问题严重。因为高中太少、竞争激烈,上高中很难。刘开明先生列举深圳为例:

“比如说我们深圳最明显,上高中的比例不到30%。深圳这么有钱的地方,每年财政收入超过9000多个亿,地方财政开支也是4千多个亿,但却有70%以上的初中生没有办法上高中。如果这个作者认为,中国的作法合理的话,他可以来中国享受这个妙计,这是昧着良心说谎话。中国人愿意投资孩子的教育,但现实是没有教育提供给他们。现在很多农村义务教育只到初中,在深圳上高中比上大学还难。”

易富贤先生也就此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中国重视教育并不是应对老龄化:

“重视教育是中华文化的传统,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都重视教育。我们中华文化中有一种孟母情结,就是喜欢给小孩投资教育。特别中国独生子女多,父母就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不得不为小孩提供足够的教育。中国人重视教育并不是为了应对老年化,这是家长的本能,并不是政府的战略布局。”

刘开明先生把中国和日本的教育系统进行了比较,他说:

“没法比。日本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免费,大学费用也很低。日本的老人每年有两次免费体检,医疗基本免费。在日本任何地方,只要有一个人就有交通工具,让孩子上学。而中国很多农村孩子以前上学都是家里用三轮车送去,很危险,小孩子也不愿意读书。中国乡村教育质量非常差,因为没有老师愿意到乡村教书,很多都是代课老师,待遇低,导致恶性循环。如果中国政府通过给老人微薄的社保来应对老龄化,我想每个人都不希望政府采取这样的对策,生老病死跟政府没有关系。”

“一带一路”也不是中国应对老龄化的主动措施

英国金融时报文章的作者还提到,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深化了与“年轻”、“贫穷”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联系,近年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希望未来在这些国家收获人口红利,拥有新兴的消费市场。对此,易富贤先生表示:

“中国目前人口结构复杂,由于计划生育,年幼消费者不足,导致中国有一亿劳动人口过剩。以前,中国是靠出口到美国等发达国家,来缓解中国的就业压力。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市场萎缩,而且贸易战抬高了贸易门槛,迫使中国寻找新的出口市场,转移中国目前的产量过剩和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所以一带一路并不是中国应对老龄化问题所采取的主动措施。”

易富贤先生说, 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比日本还低:

“日本还有1.4左右的生育率,中国只有1.1 到1.2。这就意味着,中国今后老龄化的危机比日本还要严重。因此,金融时报的这篇文章是一种主观推测,中国政府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深谋远虑。”

而直到目前,中国政府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易富贤先生批评说,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还称,中国目前劳动力十分充足,今后老龄化问题不严重、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要维持一、二十年。

中国模式可以模仿?

金融时报的文章说,对于其它新兴市场而言,现在复制中国的长远做法可能为时已晚,或许已不可行,甚至不明智。然而,对于最贫穷且最年轻的国家(其中大多数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来说,如果想尝试开启一段可持续发展时期,中国这种做法或许值得考虑。对所有国家、甚至是那些已经实现高收入的国家来说,不只经济、还有经济人口的持续平衡显然都是必要的。在一个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这可能也是受到长线投资者赞赏的做法。

对此,易富贤先生说,中国的模式不但发达国家不能模仿、发展中国家也不能模仿:

“因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杀鸡取卵、非常短视的模式,任何国家都不值得模仿,金融时报的这位作者把中国模式作为模范,是过高估计了中国政府的决策水平。”

事实上,易富贤先生说,中国养老金微薄人所共知,因为中国根本没有能力来支付,比如东北,现在连低成本的养老金都已出现问题。他说,相对来说,中国目前城市养老金是最好的,在中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只有城市的几千万老人享受社保,由全国8、9亿劳动力来支撑。但是,中国今后将有4 亿老人老无所养,中国劳动力也会快速减少。目前中国大概是6个劳动力对一个65岁以上老人,2030年大概只有3.2到3.4个劳动力对一个老人,2050年大概只有1.6个劳动力对一个老人。中国今后所面临的人口危机比美国更严重,美国2050年还是2.5个劳动力对一个老人,俄罗斯和欧洲的情况也比中国好多了。目前,中国政府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中国所面临的潜在危机。中国自2000年以来,生育率比日本还要低。日本在2015年生育率还是1.45左右,中国只有1.05。中国今后的老龄化危机比日本还要严重。”

尽管如此,日本银行(Bank of Japan)前行长白川方明(Masaaki Shirakawa)曾经懊悔地指出,未能及早认清日本面临的人口挑战的性质,很可能导致了过去25年日本经济和人口的螺旋式下滑,现如今要阻止这一趋势变得更加困难。

那么,比日本情况更加糟糕的中国又能如何应对呢?易富贤先生对此不乐观:

“这是无解的,因为几十年计划生育已经导致中国人口结构难于逆转地恶化,现在即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上不来,不可能一下子缓解老龄化危机。中国需要五、六十年甚至上百年,人口结构才能慢慢改善。”

易富贤先生说,一个几十年的恶政所造成的危害,会延续上百年,这是中国决策的惯性、也是其致命缺陷。他指出,中国决策体系作出重大调整已迫在眉睫,否则中国很难应对今后所面临的各种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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